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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持人：谢谢吕老师，吕老师强调了三点，无论是从产业的角度还是从企业的角度以及从政府的角度，其实您的核心观点还是强调效率，一个是从规模，然后强调人均生产力的提升，第二点从企业的角度，你还是强调从过去的投资，然后怎么样提升资本的回报率，最后政府，实际上你还是强调政府如何以更低的成本、更高的效率去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，所以李老师从这个角度谈了，现在我想问您的是，根据您的基本观点，包括您对佛山的调研，我觉得您讲的也是基本的观点，您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李老师提出了佛山，事实上他提出了一个概念，最后应该如何从利用型创新向探索型创新的一个跃迁，您现在基本上还把佛山的这种创新归纳为一个利用型创新阶段，您大概给我们讲一下。

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昨日介绍了2018年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情况，共有1251家机构、2333人存在违法失信记录，其中，上市公司相关人员1306人，证券从业人员107人，基金管理公司从业人员63人，期货公司从业人员70人。数据统计显示，截至2018年底，证监会资本市场诚信数据库累计收录市场主体信息99.6万余条，覆盖上市公司、非上市公众公司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、证券期货服务机构、境外证券类机构和交易所驻华代表处、私募基金管理人等相关机构和人员；累计收录诚信信息42.9万余条，包括执法类信息、行政许可审批信息、监管关注信息、公开承诺信息、正面诚信信息和其他信息。同时，通过信息共享，资本市场诚信数据库收录了外部委交换信息1285万余条。

这就是历史的逻辑，历史就这样偶然，又这样必然。有人认为，《基本法》是任正非思想的系统集成；也有人认为，《基本法》是人大专家组为华为量身定制的企业文化与经营管理政策文本。两种观点皆有道理，角度不同，观点与结论相去甚远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这就是任正非作为编写《基本法》的发起者，没有他的高瞻远瞩，没有他对专家组的信任与激励，何来《基本法》？如果有，可能也不会出现在20世纪的90年代末。任正非同时又是《基本法》思想的贡献者，《基本法》中有许多条款的语言风格不统一，那些稍显突兀的话就是典型的任氏语言。

二是互联网公司普遍年轻化，很有活力。以360为例，我们公司平均年龄26、7岁，核心骨干一般也都是80后、90后。看看其它互联网企业，年轻人也是占了大多数。公司年轻人多了，自然就会更有活力，有激情。企业文化更加自由开放，等级观念更加淡化，你经常能在互联网公司看到一些员工穿着拖鞋、短裤来上班。你加入这样的公司和你加入一些传统企业相比，就会感觉环境比较宽松，比较自由，也会激发出创造力。

“欧洲过去太顾及民间反转势力的反对意见，影响了转基因育种和产业的发展。”沈立荣认为，这三项研究的目的就是教育公众、风险交流，希望扭转被动的局面。专家点评这件事情总体来看弊大于利。利的方面是，证伪试验有利于进一步激浊扬清、以正视听。弊的方面是，从科学角度来说，其必要性存疑。在欧洲有关部门启动这三项研究之前，从试验取材、设计到结果分析等等，该论文的诸多错误均被明确指出，并被撤稿，也就是说，该研究结果已被主流科技界认定不可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欧盟依然斥巨资资助这类研究项目，虽是平息其恶劣社会影响的无奈之举，但所耗费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。

经营假设其实是一个验证，并没有说这个假设做出来后就被扔到一边去了，而是在验证以后需要产生新的经营假设。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就是一个“假设—验证—再假设—再验证”的过程。《基本法》提出的假设，有的被充分地验证，有的是部分得到了验证，有的可能放弃了验证，现在是需要提出新的假设的时候了。同时，我们也不能认为假设被验证，就忘记当年提出假设的艰难过程。